暨大96岁老校友朱可常:真如时期的女地下党,一生与党紧密相连

发布单位:人员机构 [2019-09-16 00:00:00] 打印此信息

“决心终生参加共产党!”一句简短的话,铿锵有力,但难掩其中的青涩稚嫩。毕竟,那时朱可常才16岁。16岁的她用尽全力喊出“入党的决心”,此后漫漫余生,她也用尽全力参与到党的事业中,成长为共产党事业的中坚力量,知行合一,在艰苦卓绝的岁月里,践行着暨南人“忠信笃敬”的精神,留下了一个个闪光的足迹。

时间回到1939年,在上海延安中路成都北路,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一位16岁的小姑娘,正快步走向光华电影院门口。她要去见一位素未蒙面的人。按照约定,那人手上拿着一本杂志。

这位16岁的小姑娘就是朱可常,暨南大学真如时期高一的学生。1939年在上海光华电影院与地下党的秘密接头,拉开了她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的序幕。

(上海岳阳路)

2019年7月15日,下午四点,寻访“暨南精神传承人”社会实践服务团到达上海岳阳路195弄,探寻时值96岁的老校友朱可常,在长达两个小时的对话中,走进了那个动荡不安的烽火年代,觅得暨南精神的轨迹。

(朱可常正接受采访)

在暨大铸造革命信仰,加入“地下党”

从女学生到革命者,从文静规矩到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从只知埋头读书到心系家国命运,朱可常说,这一切,源于在暨大所接触到的革命信仰。

朱可常在暨大附中就读时,国民党当局不允许进步活动。但她还是加入了一个校园进步协会——上海学生界救亡学会。据介绍,上海学生界救亡学会成立于1937年10月,由暨大留沪同学会、天津流亡同学会、留日同学救亡会、上海法学院留校同学抗敌后援会等抗日救亡团体联合组成,是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组织。

这是一个学生自治会,在这里,学生除了自行组织学习、看书,还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如办墙报、发传单、演戏剧、唱救亡歌曲等。

当时朱可常便在戏剧组表演救亡戏剧,比如由学生自己创作、布景的《放下你的鞭子》。谈及这一段经历,朱可常说起印象最深刻的是《明天》和《抗日斗争》,在《明天》里她担任女主角,在《抗日斗争》里,救亡人士全部被日本人打死的结局让她难以忘怀。她说:“即使爱国人士都牺牲了,但爱国精神、进步思想一直在。”

那时的暨大,除了学生,老师也参与到救亡运动中,朱可常回忆道,大学部有一位叫做王文芝的生物老师,是一位华侨,在国民党当局的压力下仍支持学生运动。学生之间也常常为了不同的思想而打架。

在进步思想的熏陶与启蒙下,朱可常在校期间就入党,年仅16岁。她说,这是源于学会里一位高二学长的引荐。

时隔多年,朱可常依然能记住他的名字,担心记者听不太清,她亲自在速记本上一笔一划写出“刑秉枢”三个字。据悉,刑秉枢后改名为林修德,是一位华侨,先后担任中区学生救亡协会党团书记、福建省第二届政协副主席、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等职位。

那时,刑秉枢时常给她推荐共产党、毛泽东的相关书籍,她认识到,共产党是抗日救国的,是坚决为人民谋利益的。

刑秉枢问:“你愿不愿意参加中国共产党?”

她回答:“我当然很愿意!”

朱可常解释说:“我的父亲就是一位老共产党员,我愿意走父亲一样的道路。”此后,她便开始写入党报告,表明自己对党的认识以及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来,刑秉枢告诉她:“组织批准了!有人找你谈话。”

朱可常回忆道,和她接头的是一位女共产党员,年龄相对大很多,刚从苏联回来。最后朱可常在自己的家中完成入党仪式。她说,虽然当时家里没有党旗,但是她心里有一面党旗。

据了解,那时的朱可常数学、化学、英语等功课都很好,用她自己的话说:“功课好,在同学当中才有威信,才有机会加入共产党。”

入党后,党组织每周都开会,主要传达党的指示,宣传党的思想,以及交待需要做的工作,强调“抗战一定会胜利”。朱可常坦言,自己被党艰巨而光荣的事业所感动,她感受到了党的先进与伟大。在中区救亡协会工作时,她还不遗余力地介绍了五六位优秀人才入党,壮大党的队伍,发展党的事业。

一生与党紧密相连

“在暨大加入共产党,对我影响很大。” 朱可常告诉记者,从1938年到现在,80余年,她都紧紧围绕着党的事业开展工作。

在中区救亡协会工作后,朱可常成为了学生届共产党女中区区委书记。1942年,被叛徒出卖后身份暴露,被调到解放区,再到长江以北的上海抗日民族根据地,担任县委民运部长,组建民兵游击队,发动农民开展减租减税斗争。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她共带领发动3000人参与保家卫国的解放战争,发展党员六七名。“这是基于在暨大时,参与学生运动的领导经验。” 朱可常说。

1949年,上海解放。但她没立刻回上海,而是到了南通工作,担任地区的青年团书记。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时期,朱可常被调回上海,担任华东纺织工业党委宣传部部长,后又为上海市委轻工业部办公室主任、虹口区区委书记。

再后来,朱可常遭受了两次批判。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党内进行整风运动,朱可常的区委书记职位被撤销,降任为某工厂副厂长。1962年,“七千人大会”召开,她得到平反,成为歌剧院院长。自此在文艺界工作长达三年。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朱可常第二次遭到批判,被关在单位里。单位有个琴房,她便整日与琴为伴。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她先后到文化局、上海舞蹈学校工作,带领过芭蕾舞团队出国表演,后来又在宋庆龄创办的中国福利会工作,时任中国福利会党组书记、副秘书长,主持剧团、医院、出版社、少年宫等工作。宋庆龄逝世后,经中央安排,朱可常于30日上午赴京,参加宋庆龄的治丧活动。

一路走来,虽跌宕起伏,坎坷不止,但朱可常仍然保持乐观坚强。

谈到她对党的认知与情感,她说:“党一路走来不容易,未来会越来越好。我希望我们的国家更加自由、民主。”

(朱可常正在看报纸)

采访结束后,朱可常坐在沙发上,从旁边堆叠的报纸和书籍中拿起《参政消息》的报纸。照顾她的阿姨说,“她平时喜欢看报纸,了解国内外新闻。另外,她每晚都会用电脑,和孩子聊天。”

活到老,学到老。已入耄耋之年的朱可常依然保持学习的态度,这也是为什么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她都能保持着清晰的思维,一一罗列要点讲述。当然,她传递的不止这些,还有无限的温暖。当记者在速记时,她会在说完一句话后,停留一小会,探身确认记者写好后,才继续下面的内容。现在回想起来,仍是满满的感动。

待到临走时,朱可常和采访团的四个人一一握手。她的手里,有老校友的温暖,有党奋斗的历史,还有暨南人的精神。

(采访团与朱可常合影留念)

(新闻中心学生记者 文/蒋琴  图/陈思蓝、蒋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