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杂志】王越:心系教育,爱满天下

发布单位:人员机构 [2018-01-04 23:07:08] 打印此信息

◎ 《南方》杂志记者/刘龙飞 发自广州

◎ 本栏责编/蒋玉

1984年6月,12名来自暨南大学和广州其他高校的学生,组成“尊师节”宣传队,利用暑假骑自行车北上,跋涉3000余公里,到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地开展尊师宣传活动。22天之后,学生们到达北京,他们陆续找到了相关部门、拜访了一些教育界代表人物。几经周折之后,一场倡议设立“尊师节”的座谈会如愿召开。会上,学生们把设立“尊师节”的倡议书交到了全国人大。

学生的行动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随后,《光明日报》等中央媒体刊登了学生们提交的设立“尊师节”倡议书,社会上越来越多关心教育的人士也开始发出呼吁。1985年1月11日,在各方力量的推动下,每年9月10日被正式确定为中国教师节。但很少有人知道,当时已经81岁的著名教育家、暨南大学原副校长王越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暨南大学中文系教师倪列怀是这起30多年前轰动一时事件的亲历者。他回忆,虽然当时体制内也有人提出设立教师节的建议,但作为体制外、来自民间的呼声,却是1984年广州几家高校的学生们发出的。最令倪列怀印象深刻的,是学生们出发前夕,自己曾帮王越先生抄写过几封信件,信是写给北京的一些名人,大意为希望他们支持学生们的行动。“后来学生们的倡议能得到重视,应该说老校长的这些信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倪列怀说。

力促设立教师节,时刻关心教育发展,这是王越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教育家,为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留下的珍贵历史片段。

终身践行老师陶行知的教育理念,多次不顾个人安危帮助爱国师生,两次挑起重建暨南大学的重任,与众多著名学者交往甚笃……王越108年的生命历程,见证并参与了中国近代以来知识界和教育界的跌宕沧桑。

师从“陶子”走上教育之路

“援饥援溺心头热,师马师陶道路宽。放眼神州寻远景,春风吹度玉门关。”2003年,时年100岁的王越在百岁生日赋诗中,曾对自己一生从事教育事业经历进行了总结。诗句中,他特别提及影响自己一生的老师—著名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中国几千年来,作为一个教师,他(陶行知)是第一人……千言万语也道不尽陶老先生对我的影响!”同一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起陶行知,这位百岁老人依然难抑深情。

陶行知是王越一生从事教育事业的旗帜:数十年前走上教育工作之路,源于求学时陶行知对他的影响。数十年来为教育事业奋斗,他始终从理念到行动上将陶行知作为追随的楷模。

1921年,在家乡广东兴宁接受完小中学教育的王越,考进了东南大学(南京大学的前身)教育科,当时的科主任正是陶行知。求学期间,陶行知的教育救国思想、淳朴坚毅的性格和循循善诱的教育风格深深影响了王越。

在晚年的著作中,王越曾回忆:当年陶行知在东南大学任教,月薪360块大洋,而一般人一个月的伙食费3块大洋就足够了。但为了促进平民教育,陶行知毅然辞去教授之职,跑去南京晓庄办晓庄师范,和农民一起挑粪、浇水,和农民一起劳动。“‘陶子’这种身体力行提倡平民教育和关怀社会的思想,这种‘爱满天下’的精神,给我一生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说。

1926年,王越从东南大学毕业,选择回到山区支持乡村教育,走上了教育事业之路。他先后在梅县师范学校、兴宁兴民中学和潮州金山中学等校任教,培养初等学校师资。

在践行陶行知教育理念的同时,王越也在教育实践中不断思考。他认为,要实现陶行知因人施教的前提,就需要研究心理学,掌握学生性格形成的规律。于是,1930年他再度离乡,先后到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深造。

1933年,王越再次回到广东,此后一直在高校工作,他实践平民教育和关爱社会的念头始终不变。他在广州担任广东民众教育馆馆长期间,就在当时的广州郊区长湴村办农民夜校,与中山大学师生一起在村里进行文化和进步思想教育,为工农及其子弟提供教育机会。

冒着生命危险保护进步学生

王越认为,教师和学生之间,应教学相长,患难与共,老师除了传授知识,还要爱护学生,帮助他们。后来他告诉家人,新中国成立前,自己之所以多次冒着生命危险保护进步学生,正是因为这是身为教师的本职。

1933年至1946年,王越先后任中山大学、广东文理学院和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副教授、教授。他目击时难,对日寇的野蛮侵略,对国民党政府的无能与腐败,非常愤慨,对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阅读进步书刊,接触地下党员,联系进步青年,并不顾个人安危从国民党监狱中营救了十多名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

抗战胜利后,王越任中山大学教育系主任、教授。他不惧当局的威胁和迫害,以教授身份领导中山大学师生罢教罢课,进行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斗争。1948年,在地下党的关怀下,他前往香港参加新民主主义教授协会,从事宣传工作。1949年夏进入东江游击区,加入到准备接管广州的行列。

回忆起当时历史,王越非常感慨:“1949年春中大闹‘罢教’事件,那时中大已经3个月没有给教职员工发工资了,有些教授不得不变卖衣服以维持生活,还有全家自杀的,加上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又压制进步学生。后来,全校文、理、工、农、医、法、师范7个学院统一罢教罢课。大家推举我当主持。国民党曾派人到我家威胁警告:‘是不是不顾前途命运了?’我说:‘这是教授们的决定,大家要求我出来主持我又怎能推辞?’所谓‘见义不为非勇也’!我不愿当一个懦夫。为了我的安全,1949年端午节前后,地下党员刘渠同志通知我去香港参加新民主主义教授协会,后来又去了东江游击队。同年10月,广州解放,组织叫刘渠和我回来接管中大。”

1952年,王越任中山大学教务长,对原有学制、专业、课程、教学方法及规章制度均作相应调整,以期符合那个时代的要求。他善于团结知识分子,尊重和爱惜人才,深受广大师生的爱戴。同年,王越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6年任民盟广东省委员会副主委,历任民盟广东省委第三至第七届副主委。195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广东省政协第二至第五届副主席。为广东省民盟的建设和发展,为广东省政协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暨大最需要的时候,我不能置身事外”

55岁重建、75岁复办暨大,是王越后半生教育家生涯中最为重要的功绩之一。

据暨南大学校史记载,1949年的暨南大学,虽仍力图继续按侨校特点办学,无奈几经战乱,侨生生源锐减,不得不停办。1958年,国家决定在广州重建华侨最高学府暨南大学,时任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兼任校长,王越被陶铸从中大“挖来”任暨大第一副校长,受命组建暨大。

在已经停办了将近10年的基础上开始重建,困难可想而知。在王越等人的努力下,经过短时筹备,暨大在广州石牌岗顶的山头坡地办了起来,并于当年9月顺利开学。

为了改善校园环境,王越和其他校领导身先士卒,挑泥巴、运砖瓦,带领师生员工利用课余时间修建人工湖,用两个月的时间挖出了一汪风光迤逦、垂柳依依的明湖。

为了重建学风,王越强调,“必须以教学为中心”,还要求“稳定教学秩序,培育浓郁学风”,培植学术自由的风气。暨大重建时期正逢“大跃进”,全国正在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然而王越强调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中心”。当年刚调来暨大工作、80年代末曾任暨南大学党委书记的张德昌评价,“这在当时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只有真正的教育家才具有这样的胆识”。

1970年,受到“文革”严重破坏的暨大再次被迫撤销,校园被第一军医大学接管,教工被分配到其他学校。1978年,经过拨乱反正,国家决定恢复暨大,王越再度被请回来。

复办工作千头万绪,当时王越已经是75岁的老人,对为何会同意接受这样的重任,他曾对访问者这样说:“暨大当时是白手起家,我有责任尽力使它健康成长。特别是在它最需要我的时候,我不能置身事外。”

张德昌回忆,王越很快全身心投入工作,为复办暨大“老当益壮、呕心沥血”。当时一个棘手的问题是一些骨干教师不愿意回来,有的是“文革”中受到冲击怨气未消,有的是人际关系紧张矛盾未解,而这些教师大都具有真才实学、造诣颇深,是办好暨大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王越平时与知识分子交好,人缘很好,他亲自登门拜访这些教师,路远者亲自写信致意,敦请他们回校工作。

在王越的努力下,复办后暨大聘请了不少著名学者,例如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蔡馥生,医学院创办者、药理学家罗潜,骨科专家邝公道,寄生虫和传染病专家朱师晦,历史学家陈乐素等,华侨学府一时间人才济济。

一生坚持教育理论和中国教育史研究

从1949年到20世纪80年代末,王越一直担任各种行政职务,事务繁忙。但他一直保持着求学时的习惯,从没停止思考和科研,对诸多教育问题进行了探索。

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王越先后撰写了《人格测量》《教学原理》等著作,编写并出版了《中国古代教育史》和《中国近代教育史》等30多篇教育论文;他用英文编撰的《国际学术教育论文选》,对于墨子的论述引起了外国学者的极大兴趣;他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分册的编委,书中一些难写的条目,由他亲自执笔。

为了掌握学生性格形成的规律,1930年至1933年,王越先后到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深造。在这期间,他写出了早期研究教育理论的代表作《人格测量》,不幸只刊出一期,书稿就被焚毁在日军入侵的淞沪战役中。即便这样,第一章的问世也得到了教育界不俗的评价。时任中山大学教育系主任胡毅正是在读了这篇文章后,聘请他到中大任教。

王越在教育理论和中国教育史研究方面著述甚丰。1940年,在不断辗转各地教书的过程中,王越撰写了《教学原理》一书,作为大学用书正式出版。他根据多年教学实践的体会,从教育心理出发,对教学的基本原理加以论证和阐述。

作为一名关注实践的教育家,王越始终紧盯教育发展动态。1981年,他曾在《教育研究》杂志上发表文章《关于教育是生产力的探索》,阐述了他对教育本质的独到见解。1987年,他在84岁高龄之时组织10位政协委员,由他担任组长,费时10天深入高校考察学生的思想动态,在《人民政协报》上发表了调查报告,并提出加强德育的几点建议,引起教育界的关注。

王越三子王思明曾在接受采访时说,父亲90多岁还学习用电脑,过了百岁之后仍关注基因和机器人等技术。他时刻关注教育改革,比如他为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一直未能达到GDP的4%而担忧,他反对教育产业化、市场化,不同意通过发展公办教育赚钱,等等。

多位王越的学生和助手回忆,王越治学严谨,有时观点与助手或学生不一致时,就会认真讨论,甚至激烈辩论,但他从不以老压少,而是充分摆证据,以理服人。王越深恶“伪君子”行径,他与人交流除了讨论办学治校、著书立说外,从不爱涉及是是非非和“无聊之事”。

豪情仗义、胸怀博大的“百岁学者”

作为学者,王越一生著作丰富,他喜爱写古体诗,是广东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作为教育家,王越一生与知识分子交往密切,他与陶行知、陈寅恪、吴宓、王起、梁实秋等名师学者交往深厚。

1952年,王越任中山大学教务长。其间,他多次向陈寅恪请教学问,而外界拜访陈寅恪,一般通过王越联系。

陈寅恪逝世后,王越作诗叹道:“讲学阳台迹已陈,盲翁风骨迈群伦。如何国士终邻丐,陋室谁怜老病身。”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朋友的深厚感情。

王越与梁实秋交情甚深,未能帮助晚年梁实秋圆回乡梦,是他一直的遗憾。

王越曾回忆道:“1948年到1949年,梁实秋先生在中大中文系和外文系教书,与我相熟。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对我说想去香港,后来到了台湾。在台湾,梁先生是知识分子的领袖,连蒋经国每年过年的时候都要去他府上拜访。然而,离开大陆几十年,梁先生思乡情与日俱增,他的儿子就在我们暨南大学数学系任系主任。于是20世纪90年代他便写信给我,表达了想回来看看的意思。为这事我找了有关部门,后来也没结果,没想到一年后梁先生就离开了人世。”

作为一名年过百岁的长寿老人,许多人曾向王越请教长寿秘诀。王越对此回答:“很简单,作息饮食要有规律。最关键的还是要精神充实,勤钻研,惜光阴,处逆境,莫灰心。而且我是活到老,学到老,常动脑,勤思考。”

王越家人表示,老人一生豪情仗义、重情重义,对贫苦民众也身怀爱心,心胸豁达,遇事不大悲大喜。“他是个乐观风趣的人。比如他患有皮肤瘙痒病,深夜里经常痒得睡不着,便索性背古诗。”

“辛勤育才教泽泰斗,淳朴修行人寰福星。”2011年2月26日,108岁的王越在广州病逝,远在美国的学生用这样一副挽联致以痛悼。这既是对他百年风雨人生路和教育工作足迹的概括,也是对他丰富而厚重一生的敬意,今天读来,仍然令人无限感慨。(2018-01-02,,总第273期

(本栏部分图片由暨南大学提供)

王越学术生平

1903年12月,出生于广东兴宁;

1921年,考入南京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系,师从陶行知先生;

1926年,先后在梅县师范学校和兴宁兴民中学等校任教;

1930年—1933年,先后在燕京大学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多位名师指导下从事教育心理学和国学研究;

1931年,撰写《人格测量》一书,这是他早年从事教育理论研究的代表作;

1933年—1946年,先后任中山大学、广东文理学院和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的副教授、教授;

1948年,前往香港参加新民主主义教授协会,从事宣传工作;

1949年,广州解放后,参与接管中山大学的领导工作;

1952年,任中山大学教务长,对原有学制、专业、课程、教学方法及规章制度均作相应调整;

1952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1956年,任民盟广东省委员会副主委,历任民盟广东省委第三至第七届副主委;

195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广东省政协第二至第五届副主席;

1958年8月,调任暨南大学第一副校长,为暨大的重建作出重要贡献;

1978年8月,重新任暨南大学副校长,以75岁高龄参加暨南大学复办的领导工作;

1982年2月,改任暨南大学顾问;

1988年8月,离职休养;

2006年,被授予暨南大学“终身成就奖”;

2011年2月26日,在广州逝世,享年108岁。

责编:苏运生